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就算是秦国内部，底层民众也普遍存在深深的不满。一方面，秦国百姓比东方六国的百姓生活在严刑峻法的环境中的时间更长，其本身就对秦国政府无法感恩戴德。

另一方面，在秦国古典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下，秦国底层民众只有在发生战争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地位、荣誉和财富。但此时随着天下的一统，战争的频率和烈度大大降低，秦国本身的民众就缺失了一条能够晋升的有效渠道，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因此，在秦朝建立初期，其不仅仅需要面临来自原东方六国地区的反抗，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这就导致秦始皇不得不从多方面实施措施来稳固自身的统治。

2、要求思想上的统一是焚书事件的开端

我们看待秦朝时，不能够仅仅看到其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年轻一面，更需要看到其作为分封诸侯国的年老一面。因此，虽然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任务，但事实上，新生的秦朝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令人头疼的，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便是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争执。

在儒生们看来，分封制作为周朝所采取的制度，现在秦朝作为后人当然需要效仿先贤才能够保障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相反，李斯则坚持认为周朝正是因为采取了分封制才导致自己在后期陷入了诸侯相争而自己无法制衡掌控的窘境，秦朝绝对不能也步其后尘。

直到这个时候，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争执已经不再只是单纯对于地方政治体制的争执，而是国内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之间的矛盾。这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关键问题，那便是刚刚完成统一的秦朝还并未真正实现思想上的一统，秦朝作为唯一正统封建王朝、秦朝政府作为唯一官方政府的观念还并未深入人心，这显然是不符合秦始皇期望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李斯进一步提出应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对民间的文化教育施加一定限制，“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几日之后，轰轰烈烈的焚书活动就此展开，为秦始皇暴君名声的出现再度添砖加瓦。

二、焚书活动并非是对书籍的全盘否定

1、四书五经是主要的管控对象

在李斯提出了焚书这一建议后，便针对不同的书籍实施了不同的对待。或许是由于儒家学者曾经在分封制与郡县制之间的争执当中触怒了秦始皇，同时也让李斯有所记恨，因此儒家典籍当中的四书五经成为当时焚书政策下最为主要针对的对象，尤其是《诗经》和《尚书》，真正达到了见光死的程度。

当时，秦朝政府下令要求所有收藏有四书五经的人家都需要将书本交给政府统一销毁，否则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同时，秦朝政府还绝对禁止人们探讨四书五经，甚至达到了不允许提及的程度，“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相比之下，其他学派的书籍就显得幸运得多。

另外，虽然秦朝政府将博士们工作的地方设立为唯一合法的藏书机构，但是在其中工作的博士却一样不能私藏此类书籍，如在《史记》当中就记载曾经在秦朝政府内担任博士的伏生就为了自己收藏的《尚书》可谓煞费苦心，其中经历了诸多艰难困苦，直到西汉建立之时这些书籍才重见天日，由此可见秦朝对于《诗经》和《尚书》这两本书籍的管控程度之严格。

之所以会下达这样的政策，也是由于当时在秦朝政府所工作的博士人数众多，如果允许他们收藏书籍，那就难免出现大量如伏生这般私自收藏四书五经的情况，这无疑就是在将秦朝焚书政策引向失败、是秦始皇无法容忍的。

2、诸子百家书籍的管控程度有所降低

对于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们的书籍，秦朝政府虽然下达了“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的命令，同样不允许民间私藏此类书籍，但相比于针对于四书五经的稍微提及一下就要问斩的程度，那其禁绝程度还是可以说轻松了太多。

也因此，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传达出秦朝时期的焚书并非涉及到除儒家之外的其余诸子百家。无独有偶，王充在《论衡》一书当中同样认为秦朝时期并未真正禁绝所有学派的书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汉朝时期，我们便能够发现不少有关其余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流派书籍的记载，说明它们确实在焚书事件后仍然在民间有所流传。

其余学说流派的书籍之所以能够在这次规模浩大的焚书事件中大量幸免，而儒家却遭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或许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当时的儒家学者在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中为秦始皇所不喜。

同时，儒家学者自秦朝建立后便始终持一副不与秦始皇合作的态度，在泰山封禅一事当中便极为不配合秦始皇，这不得不让秦始皇对其有所防范。再加上儒家学说当时所拥有的广泛影响力，对其大肆打击并加以限制就成为了一项较为合理的举措。

另一方面，秦始皇在立国之时曾采取阴阳家的五行学说，这从侧面说明秦始皇对诸子百家并不持有偏见态度，甚至还会主动为了某些政治目的而主动推崇，这或许就成为了这些学派的保命符。

3、其余国家的史书也得到了一定的妥善保管

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少诸侯国都有着记载本国事件的史书，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是左丘明所著的记载鲁国社会的《左传》，也称《春秋左传》。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这一名字并非是左丘明著书时专门所取，而是古代对于史书的别称，因此周王室、燕国、宋国、齐国等诸侯国在当时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春秋》史书。

在李斯所提出的焚书建议中，其实际上并未提及如何处置其余国家的史书。而在各种史书当中，同样没有关于此类内容的记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史书的去向成了一个谜团。

对于这一问题，陈春霞在考究了大量史书后，认为当时的秦朝政府应该派遣了专人对这些六国史书进行了摘抄和重写。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重写并非是更改其内容，而是将它们以更统一的形式编撰成书。

之所以会做出这一推测，主要就在于《史记》当中出现过部分以第一人称代词“我”进行书写的内容，这说明司马迁当初在书写《史记》时应该参考过秦朝政府所写的六国史书的原文，只是在书写时出现了疏忽，没有及时地将人称代词更改过来。

同时，在班固所书写的《汉书》中也出现了这一情况，如“后十世秦拔我郢，徙东”，这就是楚人记载秦人攻占其故国的情况。

三、总结

对于秦朝，历史的评价无疑是相当复杂的，其以无与伦比的开创性造就了一个中国社会的崭新局面，其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所实施的诸多政策却又遭受到了来自当时乃至后世的强烈质疑，从而成就了自己残暴的名声，焚书坑儒便是如此。

但是，在细细考究后，我们却能够发现，秦朝虽然对当时的思想文化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专制垄断，实际上却并未将其断绝，而是放在专门的机构进行收藏整理，只是由于项羽的一把大火才真正导致了这些书籍的失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