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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分子最新视觉报道_电影《托洛茨基》(2024年12月全程跟踪)

内容来源：麦吉窗影视所属栏目：热点更新日期：2024-12-01

托派分子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国焘是被王明的一番话吓跑的，听起来比较儿戏，但这就是实际情况。王明之所以能让张国焘这么害怕，并不是王明长得有多么吓人，而是从王明嘴里说出的“托派”让张国焘不自觉的神经紧绷。王跟张国焘说，李特和黄超已经被定为托派分子处决了，话里话外也有将他定为托派分子的倾向，面对死亡的惶恐感立马传遍了张国焘全身，脑瓜子嗡嗡的。张国焘怎么说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一般情况下都是一副神色自若的样子。但事实证明，一旦涉及到生死问题，没几个人能保持淡定。

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李特，被王明秘密处理|||李特是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也是张国焘铁杆粉丝，坚定支持者，1937年5月7日随西路军，跟随李先念余部退入新疆迪化，同年11月被王明诬为“托派分子”遭到秘密杀害，时年36岁。李特曾经在草原分兵的时候，追赶中央红军，对教员彭总等不够礼貌。最终，李特把红军大学里的原本红四方面军学员全部赶了回去。 1996年6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文件为其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实味因言罹难，让人唏嘘:革命成功了，人性就能变好吗？我看未必！王实味是谁？延安时期最具争议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丁玲。王实味因小说“百合花”备受批判，丁玲是因为“莎菲日记”。王实味被错杀，非因“百合花”，是因他那句话:革命成功，人性就会变好？我看未必。此话是为两位好友辩护，谁想招致横祸。他的两个好友，一为陈清晨，一为王文元，都是当时的托派分子。批判会上，有人要王实味与他们划清界限，但他没有服从。王实味说，他与两位老兄长期相处，认为他们人性善良，不是坏人，更非托派分子。批判者说，我们参加革命，人性才变好了。他们是旧时代的人，人性怎么可能好呢？王实味辩驳，说出上面那些话，并举出一些“革命成功者”，人性依然恶劣的证据。这还了得？当即被扣上“反动”帽子错杀。其实王实味当时那句话，现在看来无大错:人性没有阶级性，无论什么身份的人，人性里都有善与恶，会随着环境而爆发。但在特定历史时期，这句话就可能是“反动的”，比如文革时代。如果王实味生活在文革，那句话就有可能被扣帽子打棍子。文革尚未远去，那时发生多少“不可理解”: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揪斗老师，同事互相斗争，社会分成两大派，一派对另一派“管制”…… 好在经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发生巨变。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一句话一篇文章，被无情批判斗争，打成反革命了。这是巨大进步，民主法治的胜利。坚信随着改革深入，法治完善，中国会迎来更加民主自由的时代，我们离民族振兴不远了！ …………

李特与黄超，这两位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关于他们的死因，各种说法层出不穷，但真相似乎始终扑朔迷离。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李特和黄超在西路军失败后，与剩余部队一同前往新疆。在那里，他们遭到了以肃托名义的秘密处决。关于执行这一行动的具体人物，一直存在争议，但王明和康生的名字经常被提及。有说法认为，王明在从莫斯科回国途径新疆时，以清洗托派分子为由，下令处决了李特和黄超。然而，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仍有待考证。当王明告知张国焘李特和黄超的死讯时，张国焘表现出极大的难以接受。这并非完全是因为他与李特、黄超之间的私人情感，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王明以及共产国际的失望与不满。张国焘与李特、黄超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都是早期的中共成员，并在红四方面军共事多年，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因此，当得知自己的老战友被处决的消息时，张国焘自然会感到悲痛与愤怒。更让张国焘难以接受的是，他认为王明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处决了李特和黄超。在他看来，王明此举不仅是对个人生命的不尊重，更是对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的践踏。此外，张国焘对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心生不满，认为他过于偏袒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利益，而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李特和黄超的死亡无疑给张国焘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也让他对王明和共产国际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张国焘个人的历史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共内部的复杂斗争和思想分歧。

《潜伏》里的马奎家人解放后会受到烈士遗属待遇吗？第一，不要无视组织的力量，更不要把组织看做傻瓜。把组织当傻瓜的，最终只会发现自己才是小丑。一个充满傻瓜的组织是不可能取得各种斗争的胜利；一个从血与火的腥风血雨中走出来政权更不可能是一个充满傻瓜的政权。别说傻一点的，就是稍微不聪明的，都被残酷的战争淘汰掉了。建国初期对地下党员组织、地下党员、烈士和烈属的认定都是有严格而成熟的程序的。 1948年12月，华北局就发文：“凡主观认为地下党有问题而将其一脚踢开的思想和做法，均是错误的；但是，但凡认为地下党成员中会毫无问题，不至于有国民党、三青团等特务分子混入因而麻痹起来，对他们的工作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听之任之，以至初期群众组织等为国特混入，同样是错误的”。解放初期党组织就发现原有地下党中，有外围群众组织被当做党组织的，如苏南地区某地地下党组织43名党员有21名是原“新四军小组”（群众组织）而被错误认定为党员的；还有地下党组织书记被捕叛变，把整个组织都转化为国党特务而上级没觉察到的；还有地下党组织书记虚报谎报人员的，解放前突击把自己亲戚朋友介绍入党的，把外围线人突击入党的，被当地豪绅拉下水从而把豪绅算成党员的…… 对地下党甄别都如此严肃认真，何况对于烈属？ 1950年《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中就明确规定，军属资格认定由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认定并颁发证书。对地下党烈士和烈属的认定，更需要当地党组织的组织关系认定，不是随随便便就认可的，也并不意味着当时给了烈士称号，就完事大吉的。有条件的可以看看《歌乐山被难英烈资格审查经过》《重庆军统集中营死难人员烈士资格审查过程考略》这种文章。像马奎这种“烈士”，是根本经不起审查的。还有人觉得，为了掩护余则成，必须追认马奎的“烈士”身份，这也属于想多了。先不说马奎不过天津站行动队长，连个副站长都不是，别说马奎本人，就算余则成，乃至站长吴敬中，都属于不大的角色，根本不引人注目；就算需要配合，模糊处理，说对马奎的审查没有结束不就完了？好多军队和地下党组织死难烈士的甄别和认定，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完成的；还有一些直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地下党“未定性”人员，主要是证据材料缺失，有些人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大多是单线联系，能够证明身份的人很少。有些人员使用的是假名，遇难后其历史不详。当时刚刚解放，社会较混乱，匆忙中有些死难人员就无法马上定性。如曾担任过四川省仪陇中共特支书记的席懋昭，红军长征路过天全县时，他和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一起参加了红军。1948年3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大屠杀时在渣滓洞监狱遇害。因为没有人能证明他参加过红军队伍，以及他在那阶段的革命经历，所以他便被列入未定性行列。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的邓惠中（女），华蓥山武装起义失利后被捕，在“11.27”大屠杀时同其长子一起在渣滓洞遇害。在进行身份定性时，有人提出她被捕后有自首嫌疑，但又拿不出确实的证据，因而只好对她“不定性”。还有“托派”分子，即“托洛斯基党内反对派”。在苏联学习的一些中共党员，也接受了托洛斯基的思想。他们回国后就成立了中国的托派组织。“托派”分子一旦身份公开，就会被党组织开除党籍。但这些人大多数还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集中营里被特务杀害的“托派”分子，对他们身份的定性很尴尬。没有自首行为，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的“托派”分子，当然不能定性为叛徒。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也不能评为烈士。实际上就是没有结论。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王振华和黎洁霜夫妇。王振华，1909年生人。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接受了“托派”思想。毕业后在上海、重庆等地从事“托派”组织工作。1940年，他在重庆负责编辑内部刊物《工人呼声报》。因从事反蒋抗日活动，被国民党的特务逮捕。特务从其住处搜出了他女友黎洁霜寄给他的信件和照片，就将正在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的黎洁霜也逮捕了。两人先、后关在白公馆和贵州烽息监狱，后来又转回白公馆关押。在狱中他们夫妻受到了许多坚强的共产党员影响，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改变了原来的立场，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对敌斗争。 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发生集体大屠杀的当晚，特务将王振华、黎洁霜和他俩在狱中所生的两个幼子一起，押到狱外的山坡上，用匕首将他们全家杀害，四口人死的非常惨烈。重庆解放后，在对死难者进行身份定性时，由于王振华参加过“托派”组织，所以不能评定为烈士，而黎洁霜受王振华的牵连，也没有被评为烈士。他俩生前的好友和家人对此非常不平，多次为他俩申诉未果。 1982年，四川省委组织相关人员对当年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处殉难的人员进行复查，经过不懈的努力，将重庆解放初界定的“未定性”人员和托派分子中的六十名死难者追加评定为革命烈士。其中就包括了席懋昭、邓惠中、王振华、黎洁霜等。一个马奎，审查30年算事么？或者干脆直接就下个结论：“根据解放后缴获的天津保密局档案、以及捕获原保密局特工供述，马奎在被捕期间有动摇、叛变情节，取消其烈士称号”这不就既承认了马奎的地下党身份，又取消了烈士称号，也不存在烈属的问题？就算吴敬中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也无非是觉得大陆这边哪里搞错了，而不会怀疑马奎的地下党身份，也不可能对余则成构成什么威胁。更可况余则成是吴敬中的人，他的安危主要是看吴敬中的信任和地位。吴敬中信任与否则看是否完全忠于吴本人，至于是不是地下党，说实话这种老狐狸是不太在乎的。一个陈年旧事的马奎，根本不会对余则成构成威胁。再者说，假设吴敬中到台后成了势，余则成水涨船高，谁愿意平白无故拿陈年旧事去得罪他们？如果他们失势了，可能就一起去马来西亚什么地方做生意了，也就脱离了这个系统。至于烈属，鉴定人员见过的“真假烈属”案件多了。马奎老婆出来说她是马奎妻子，马奎老家来人说马奎早年定下娃娃亲还在，那才是真妻子怎么办？马奎老父母出现了，说从听说过马奎在天津还有妻子怎么办？马奎老婆能证明自己是马奎老婆不？当地组织知道马奎是怎么回事，真遇到这种情况会痛痛快快给马奎老婆正名不？还有，谁告诉你，烈属就没有“地富反坏右”的？战争年代，父子、兄弟分属两个阵营的情况罕见么？傅作义的闺女傅菊、陈布雷的儿子陈琏都是典型的例子。伪南京政府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周佛海，儿子周之友却是地下党；伪满总理张景惠是大汉奸，儿子张梦实是地下党。假设他们的子女牺牲了，还能给他们评个烈属？所以革命战争年代，只有你想不到，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组织上这种情况见得多了，千万不要把组织当傻瓜看！

危拱之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女性人物，她是中国革命第一代女兵，也是中国红色文艺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以下是关于危拱之的一些关键信息： • 出生与早年经历：危拱之（1905-1973），原名危玉辰，河南信阳人。她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父亲危尚忠具有反清思想，同情革命。危拱之幼年常听父亲讲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同盟会起义反清故事，她对秋瑾烈士的事迹尤为敬仰。 • 教育与革命活动：危拱之7岁被送到私塾启蒙，后来入信阳教会办的小学读书。1922年考入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考入开封河南第一私立女子中学。1927年年初，她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并在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国第一批受过正规军校训练的女共产党员。 • 革命斗争：危拱之参与了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1929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反对王明宗派集团，被戴上“托派嫌疑”帽子，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1931年回国后，危拱之被派往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同年被恢复党籍。但在王明“左”倾路线下的“肃反运动”中，她又被当作“托派嫌疑分子”，被“永远开除党籍”。 • 长征与抗日战争：危拱之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是中国红军中闻名的32名女战士之一。1935年底她又重新被恢复党籍。抗战爆发后，危拱之被派回河南工作，先后任省委秘书长、信阳抗日挺进队政治部主任等职。 • 解放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后：解放战争时期，危拱之随军赴东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冀热辽中央分局妇女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长期休养，于1973年在北京病逝。 • 个人生活：危拱之是叶剑英元帅的前妻，两人于1937年结婚，但因各自忙碌，聚少离多，没有生育子女，最终离婚。危拱之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她历经枪林弹雨，三次蒙冤被开除党籍，但依然百折不挠，始终真诚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地为人民解放事业忘我奋斗，用自己忠诚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1937年，陈独秀出狱，他本打算回延安，但毛主席提出的三个条件，他却没有答应。他为何不肯答应。那之后陈独秀又是何种境遇，晚年的陈独秀处境悲惨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入狱陈独秀一生中多次入狱，在1913年他组织安徽的讨袁运动，被捕入狱。之后在1919年，因组织五四运动再次被捕。之后在1921年和1922年，他因组建中国共产党而两次被捕，最后一次则是在1932年，他因为宣传反蒋，被国民党逮捕。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入狱时，神态自若，并不在意。在押解到租界巡铺房时，他看到彭述之等人已被抓，还开玩笑说，以为只有他一人被捕，想不到朋友们都到了，这样能有个伴。在他被押解送往南京的路上，竟然还能睡的很沉，丝毫不因自己将会遭受什么样的境遇而担心。之后经过七个月的审判，虽然有章士钊极力为陈独秀做辩护，但国民党并未打算放过陈独秀。到1933年4月，陈独秀被冠以“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还被剥夺了7年的公民权。陈独秀当庭据理力争，要求法庭对他宣判无罪。几番周旋之后，法庭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不再剥夺公民权利，送去服刑。陈独秀并未因为坐牢而失去与外界的联系。很多人跑到监狱探监，跟他交流，还有媒体要帮他出自传。陈独秀对出自传之类的事并无太大兴趣，可到了七七事变之后，他又变得积极起来。他在给陶亢德的信中表示，经常有人要他写自传，一直都没着手准备，此时决定要开始写自传，但能写多少字，还不能确定。陈独秀埋头写作，很多人都认为这本自传一出版，必然会成为当时的热销书籍，只是他只写了两章，就没有再写。之后日军开始向京沪进攻，南京政府被迫西迁，陈独秀却因此提前释放，坐牢没到五年，就恢复了自由。归宿问题从监狱出来后，陈独秀先在南京待了一些时间，之后就想办法与延安取得了联系，表示想要回到党内工作。在此期间，陈独秀直截了当拒绝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要聘请他做劳动部长的邀请。陈独秀这么考虑，是因为他还是有爱国情感的，对共产党也更有认同感。对于国民党，陈独秀可能不太想介入其复杂的矛盾之中，所以不想做国民党的职务，但他想再回归共产党的想法也未能实现。陈独秀曾经大张旗鼓的支持托派，但此时斯大林为首的力量正在全面反对托派，所以陈独秀曾经支持托派的事被爆了出来，尽管他一再为自己辩解，声明他并不是托派分子，但却没人愿意相信他。在中国，陈独秀的路更加难走。因为蒋介石不希望看到陈独秀去延安，所以千方百计拉拢陈独秀，甚至允许他再成立一个新的党派。胡适等陈独秀的旧相识，也都极力劝导他投靠蒋介石。蒋介石这么对陈独秀，可算是给足了他的面子。可陈独秀却不买账，不但直接拒绝，还大骂蒋介石杀害他的同志和两个儿子，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去投靠蒋介石。尽管陈独秀对国民党表现出厌恶，要坚决划清界限。但蒋介石还是不断尝试与他沟通，表现出一副与陈独秀关系很亲近的样子，目的是给外界一个错误的信号，让陈独秀无法达成回到延安的目的。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王明和康生都是反对陈独秀返回共产党的，此时陈独秀还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为此陈独秀十分悲愤和绝望，之后更是心灰意冷，再也没有心思发动什么积极的运动了。真正的原因导致陈独秀未能回到延安，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毛主席曾经组织过认真的讨论，对陈独秀返回共产党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要他公开放弃并反对托派，承认自己加入托派的错误；二是要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要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这三个条件其实并不为难，对陈独秀来说，其实是轻而易举的。只要达成这三个条件，他就有机会去延安。可他偏偏对承认自己加入托派的错误不能接受。陈独秀的性情倔强而暴躁，他不认为自己应该承认这样的错误，他就无法接受。悲惨的晚年因为这样的执拗，陈独秀最终未能回归共产党，也因此，他的晚年生活过得极其悲惨。在晚年，陈独秀没有收入来源，只能依靠一点微薄稿费勉强度日。很多时候他都需要朋友们的接济才能过得下去。而且晚年的陈独秀身体不好，患上了很多病症，而他经济条件太差，根本无钱看病，导致他经常在痛苦的折磨中煎熬。除了身体上的疾病之外，在精神上，他也饱受摧残。陈独秀最无法忍受的就是王明等人将他说成一个卖国贼。这是陈独秀无法忍受的，他甚至在病痛中重新握起笔来讨伐这些污蔑他的人，可是那时的他，连写稿的纸张都要靠别人资助。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陈独秀在1942年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凄凉的晚年生活主要还是源于他的性格所致。小结：陈独秀对革命和爱国爱民是有着自己的坚持的。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只是在革命的过程中，他因为自己性格和偏执，最终走上了一条与党的发展不相通的道路。尽管他明确表示要与国民党作斗争，但他却不能面对别人对他错误指责，并坚决不承认自己犯过的错。这也是导致他最终没能回归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此，他的晚年才过得极其悲惨。陈独秀的功劳我们是承认的，但他的错误和他拒不认错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要从他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及时反思。

1929年，他和沙汀、葛乔、王义林寺九人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辛垦"是英文"think"的英译，即要辛勤垦辛勤植之意。书店的第一批书目中就有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以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等。他和沙汀在坚持办店方针以及实际业务上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翻译了《伊里奇的辩证法》、《机械唯物论批判》两书，沙汀的第一部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也由辛垦出版，二人又组织编辑刊物《二十世纪》，在当时造成较大影响。他，就是任白戈，本名任煜，四川省南充县（今南充市）龙泉乡九洞碑杨村沟人。6岁那年，他进入私塾读书，后因母亲病逝，家里无钱供其上学而不得不辍学。1922年，在姑母的资助下，他进入乡办的国民小学七宝寺高小念书。192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充县立中学职业师范班。1925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了国民党左派黄千风、吴季幡的赏识，产经吴季幡和任启愤的介绍，加入了共青团。随后，他就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在学生中宣传孙中山提出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以及“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主张，鼓动民众起来参加国民革命。1925年下半年，他奉命筹建国民党左派党部，相继建立了学校国民党左派区分部、县党部。《任白戈颂》几多热血挽华章，蜀地男儿铸史芳。党务迎空阴雨盛，左联笔下剑波狂。育人陕北平倭切，修业军中倒蒋强。重庆堪难凌数载，颂歌总报喜风常。 1926年夏，他带领学生参加了南充丝厂工人针对资本家湛克勤的工人运动。运动激怒了军阀何光烈，扬言要逮捕参加工人运动的人。他也成为反动军阀的目标，他根据组织安排，拿着吴玉章的名片，离开南充，来到党办的重庆中法大学学习。在中法大学，他为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所赏识，杨闇公给他压担子，安排他到重庆团地委城郊部委任书记，负责农民运动。随后，组织上选他进入团地委领导班子，任干事会成员，负责宣传、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秋天，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负责共青团重庆地委宣传工作。他根据中共重庆地委的部署，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号召重庆民众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 1927年秋，党中央派傅烈到重庆，成立中共四川省临委，并担任省委书记，他任省委秘书。不久，他接到省委的命令，要他以特派员的身份立即到邻水，组织指挥暴动事宜。他到邻水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暂不行动。随后，他被调回重庆。 1927年11月5日，中共四川省临委组织部决定，成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届中共江北县委，由他任书记，何祝嵩管宣传，李炳奎管组织。1930年初，招商公学的党组织与沪东区委失去了联系，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恰巧这时，招商局的局长赵铁桥被暗杀，局长换人，学校很多教员被解聘。他被限期在暑假之前离开学校，从此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1930年下半年，蒋、冯、阎大战时期，北京有几位原来和他熟识的朋友，约他到北京一起筹办书店、出版刊物。他本想通过他们接上组织关系，却因他们相继被捕而未能如愿。1930年底，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张郁光到北平聘请教员。经陈泽恩介绍，他和肖寄语、傅金耀等人应聘到曲阜二师做教师。 1931年春假期间，他通过自己的学生裴康珍与山东泰安县委接上组织关系。重新回到党组织怀抱的他在第二师范学校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不久就发展了程照轩、张天民、夏辅仁等人入党，成立了党的支部。后因托派分子告密，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再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3年夏，他不幸被国民党误捕，经过沙汀、史良的营救出狱。他出狱后，知道“左联”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组织，就下决心先参加“左联”，再解决组织关系。因此，出狱不久，他就由沙汀介绍加入“左联”。 1934年前后，他用杜微、甘丹、宇文宙等笔名，经常为《申报ⷨ‡꧔𑨰ˆ》等报刊写稿，发表文章。1935年7月，他向周扬、夏衍提出暂离上海，到外地避居。随后，在史良的帮助下，他以“雨田公”之名东渡日本。 1935年秋冬，他根据周扬的指示，在日本成立“文总”，他任书记，负责领导“左联”“社联”和外围进步文化团体。从此，他在日本依靠“左联”和“社联”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积极扩大党的影响。1936年初，“左联”决定解散。为了统率东京留日学生中文化界的进步活动，他成立了文艺界和社科界两个核心小组。 1937年春，他离开日本，回到上海。⠥Œ年9月，他偕爱人李柯到了延安，在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的帮助下，找到了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汇报了自己脱党期间的工作情况。1937年9月，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当教师，讲授哲学。后来，他调到陆军中学做校长。1938年3月，他任抗大总校政治教员。在抗大，他的组织关系得到恢复，并先后担任过政治主任教员，政治教育科副科长、科长。1942年，他被调至抗大附属陆军中学当校长。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调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做宣传部长。1947年7月，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向大别山挺进，到外线作战去了。他调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跟随徐向前转战晋冀鲁豫地区。1949年9月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他被选为部队的代表，和胡耀邦一道到北京出席会议。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从南京出发西进大西南。出发前，二野政委邓小平交给他六万元（旧币），叮嘱他与周钦岳、孙志远、天宝几个人随三兵团入川。10月28日，他、周钦岳等4人随刘邓二野领导机关进抵武汉，并随军向西南进发。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百废待举。他先后担任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他加强时事政策的宣传，抓住理论与政治建设，创办了《重庆日报》，为重庆的宣传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4年12月，中央决定他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55年，在重庆市第一届二次人代会上，他被选为市长；1956年在四川省人代会上，他又被选为副省长，并任四川省委常委。20世纪60年代初，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他任西南局委员；1964年又被任命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79年至1986年，他曾担任四川省顾委委员、四川省政协主席和中央顾委委员。1986年8月23日，他因病逝世，享年80岁。⠀

1934年初，斯大林在苏联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清洗”运动，史称“肃反运动”。 “大清洗”使得许多苏联开国的政治家，特别是优秀的军事将领，被无情杀戮。简单看一下结果：苏联红军失去5位元帅中的3位，15个集团军中的13位司令，85个军中的57位军长，195个师中的110位师长，406个旅中的220位旅长。中 ...

又有几个像米诺这样头也不回决然离开的？来时疯癫，去时潇洒，一别两宽，再无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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